要害詞：《創業史》 柳青
柳青（1916—1978）是中國今世實際主義文學的杰出作家，著有長篇小說《種谷記》《銅墻鐵壁》《創業史》、中篇小說《狠透鐵》等。此中描述中國社會主義農業一起配合化活動的長篇小說《創業史》，是新中國“十七年文學”的扛鼎之作，也被譽為“經典性的史詩之作”，出書后風行全國，影響尤為深遠。
柳青用平生踐行著“深刻生涯，扎根國民”的實際主義創作方式，其創作立場極端嚴厲，他曾說過：“國民的作家……凡出手的文字要本著‘為社會擔任，為讀者著想’的主旨。”從《創業史》第二部上卷樣本中柳青所作的多處修正，我們能感知這位巨大的作家對文學的當真與忠誠，他在性命的最后階段，仍在孜孜尋求出神入化的藝術境界。
不測發明43年前柳青樣書
2020年頭春，我采訪柳青師長教師年夜女兒、《柳青傳》作者劉可風教員時，不測發明一冊1977年出書的《創業史》（第二部上卷）單行本不同凡響，遂討來研討。
這是一本小32開、薄薄的書，包著土灰色的書皮，此前夾在書柜一排塵封的舊書中，看不出有任何特殊之處。該書由中國青年出書社出書，版權頁標注：“1977年6月北京第1版”“197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訂價0.38元。全書12萬字，小說註釋182頁，內頁天然泛黃，除兩頁破損有粘貼陳跡外，品相基礎無缺。取下書皮，《創業史》（第二部上卷）淡綠色封面呼之欲出，這是柳青親定的素雅裝幀。書中有多處鋼筆書寫陳跡，筆跡工整、清楚可辨。在扉頁印有書名、出書社信息之間的空缺處，工工整整寫著兩個蠶豆年夜的字——“樣本”，字上面還各劃了一個圓圈。扉頁左下角有一行豎寫小字——“一九七七年玄月廿九日到。”令人閱之怦然心動的是書中註釋有多處修正，雖說修改不年夜，但修正內在的事務非同平常。
鑒于本書靠得住的起源傳承和筆跡內在的事務的契合度，筆者又查證了相干材料，私密空間揣度樣書為柳青生前一切，筆跡亦親筆無疑。穩重起見，筆者攜樣書向劉可風教員當面就教。“這就是柳青的樣書”，劉可風當真翻閱全書一切手寫筆跡后，非常確定地說，“父親的筆跡我很是熟習，扉頁題寫和註釋修正內在的事務都是他的字！”劉可風還剝下書皮展平，書皮本來是一頁拆開的信封。信封正面的寄信人處印著兩行紅字，下面一行年夜字為“上海國民出書社”，上面一行小字為“紹興路5號 德律風：378250 電報掛號：2220”。昔時她見父親很愛護這本書，就用信封包了書皮。信封概況磨損嚴重，筆者檢查再三，在折痕處發明了筆跡漫漶難辨的收信人：“柳青 同道”。
究聚會場地竟是誰把樣書捎給柳青
柳青為什么在樣書扉頁不題寫某年某月某日“購”，而要別別扭扭地寫某年某月某日“到”呢？
《創業史》義務編纂、中國青年出書社王維玲師長教師在專著《歲月傳真》（首都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09年9月出書）中，給我們解開了這個疑問。王維玲在書中《柳青灑在〈創業史〉上的存亡情》一文中如許寫道：“《創業史》二部上卷出書了，我當即托人將樣書捎給他，為的是讓病中的柳青興奮興奮。”自1960年《創業史》第一部問世到1977年出書第二部上卷，一晃曩昔了十多個年齡。柳青曾慨嘆：“這上卷寫于一九六○——一九六二年，放了十五年，從頭拿起，一九七三年改了一次，一九七七年又改了一次，文學史上的小說，哪里有如許雕鏤的。”捧著從北京千里迢迢送來的樣書，撫摩著光亮的紙張，嗅著油墨的幽香，為了文學工作在“文革”中飽受肉體和精力熬煎的柳青此刻不知作何感觸。但可以確定的是，他慎重其事地在樣書扉頁簽下了這個今生值得留念的日子。由于樣書直接來自出書社，未在市場暢通，因此書上見不到加蓋的發賣印戳。
是誰給柳青捎來了樣書？王維玲書中沒有細說。2019年11月，與柳青師長教師亦師亦友的編纂王維玲跟隨師長教師駕鶴而往，同時也一并帶走了可以或許破解柳青研討諸多懸疑的密鑰。包書皮的上海信封值得玩味，它居然沒有收信人地址、郵戳和郵票（包含撕下郵票后的陳跡）。它有沒有能夠剛巧被王維玲或許捎書人裝過樣書？筆者對熟習柳青和王維玲兩人、那時往來北京和西安的相干職員停止摸排，同時合適以上多重前提的上海《收獲》雜志編纂郭卓進進了筆者的研討視野。她是1959年第6期《收獲》雜志全文刊發《創業史》第一部的組稿人，不單與柳青聯絡接觸慎密，並且與王維玲非常熟絡，更巧的是她1977年冬“從北京回滬，特意繞道西安往看柳青”（見漢語年夜辭書出書社1999年6月出書的《古代作家信信集珍》一書；書中郭卓將時光誤寫為柳青往世后的“1979年冬”，聯絡接觸文中說起的1976年破壞“四人幫”后、柳青住在第四軍醫年夜學從屬病院、修正《創業史》第二手下卷校樣等細節，揣度時光應為1977年冬）。假如就此判斷樣書必定是王維玲托郭卓捎來，來由似乎尚不完整充分：一是郭卓在文中沒有記“千里捎書”一事；二是《收獲》雜志社與上海國民出書社雖同在上海，倒是兩家沒有附屬關系的單元，地址也不在一處。因此，究竟是誰捎來的樣書還是未解之謎。
柳青
《創業史》第二部上卷是“獻禮書”
筆者以時光為經，將《創業史》第二部上卷的出書經過歷程作了扼要梳理：1976年10月，柳青說“原想今冬爭奪將二部上卷發到工場，此刻看來曾經有望了”；1976年11月，柳青決議先著手出書第二部上卷；1977年頭，柳青把第二部上卷前十二章寄給出書社，請求先發印刷廠排版，其余章節“爭奪蒲月前搞出來”；4月中旬，柳青把第十三章寄出，至此第二部上卷書稿所有的排印，王維玲回想“比預約下訂打算拖后了一個多月”，柳青也敦促出書社“看你們很快發工場，補排上往”“看當真抓緊”；5月，柳青到北京躲病（因哮喘迴避關中小麥揚花季候），他對前來探望他的作家閻綱說：“《創業史》第二部上卷行將出書”，“第二部上卷很薄，不到第二部的一半，只是一個心意！”（見三聯書店2012年6月出書的《文網·世情·人心——閻綱自述》）；《創業史》第二部上卷出書后，王維玲“當即托人將樣書捎給他，為的是讓病中的柳青興奮興奮”；收到樣書的柳青“看了并不那么興奮，太薄弱了。當然，以質取勝，不比當今一冊厚書無愧”。
筆者發明《創業史》第二部上卷樣書的出書時光虛無縹緲，至多有三種分歧“表述”：一是樣書版權頁標注的時光“1977年6月北京第1版”“197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二是柳青收到樣書之日（1977年9月29日）前不久；三是王維玲回想的1977年“十月《創業史》二部上卷出書”。哪種表述是絕對正確和真正的的出書時光呢？
起首，樣書“1977年6月”出書不成信。這時柳青正住在中國青年出書社的宿舍樓，假如舊書出書他必定會第一時光見到，王維玲壓根沒需要在幾個月后再托人捎給病中的柳青以期使他“興奮興奮”。《創業史》第一部出書后，王維玲一向親密追蹤關心著柳青接上去的創作，無縫對接著《創業史》第二部的出書。至多在1976年10月，中國青年出書社就正式將出書第二部上卷提上了議事日程。由于受病魔屢屢攪擾等客不雅原因影響，柳青自願屢次推延了第二部上卷的交稿時光。那時冊本出書履行的是“打算供應形式”，讀者依照出書社提早發布的出書預告預訂圖書。據此剖析，樣書版權頁標注的“1977年6月北京第1版”或許就是預告的出書時光，而現實出書時光應當晚些。
其次，印制樣書時光必定早于柳青收到的時光。柳青1977年9月29日收到樣書的時光應無貳言，以這一時光為基準，恰當扣除捎送路途和轉贈時光——它的印制時光年夜致為1977年9月中下旬。
最后，柳青9月底收到樣書，而王維玲稱該書10月出書，莫非是他記憶有誤？筆者不如許以為。王維玲既是《創業史》義務編纂，也是此書出書最威望確當事人，他對版權頁標注的“1977年6月北京第1版”“197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字樣置若罔聞，卻居心寫成10月出書，必定事出有因，不該貿然否認。
王維玲所說的10月與柳青收書時光非常接近，筆者禁不住想到出書界較為廣泛的情形，即冊本印刷時，印刷廠經常會先裝訂大批樣書供編纂校核或爭先上市，隨后依據印刷工期批量裝訂成冊。這般揣度，王維玲送柳青的或許就是1977年9月中下旬大批印出的樣書，而該書10月才大量量投向市場。
圖書出書是一項綜合性工程，出書社往往會將優良圖書設定在最適合的時光推向社會，與讀者會晤。記得1959年4月《稻地風浪》（《創業史》最後的名字）在《延河》月刊連載時，中國青年出書社就預計搶在同年“共同開國十周年的宣揚”出書《創業史》第一部，后來柳青為了特別打磨作品使之更為完美，而將出書時光推延到次年。鑒于此前《創業史》第一部宏大的社會影響，出書社1977年出書《創業史》第二部上卷單行本，會不會持續走“獻禮道路”？
閻綱1977年夏在北京造訪柳青師長教師前，從其他渠道清楚到：“柳青……批准將第二部前十三章先行出書，作為向黨中心獻上的一份心意。”柳青4月中旬已將第二部上卷最后一章交出書社排版，出書社6月完成排版、7月完成印刷向建黨獻禮應不存在懸念。可是不知因何緣由，《創業史》（第二部上卷）錯過了“獻禮建黨”，延遲成了“獻禮國慶”。
柳青（左一）與《創業史》主人公梁生寶的原型王家斌（右一）在稻田休息
柳青樣書或為“試印本”
對《創業史》第二部上卷單行本的版本停止考據，的確是一樁好像偵察破案似的精力歷險。
筆者搜集到4家出書社的《創業史》第二部上卷單行本，依照第1版印刷次序，它們分辨是：1.中國青年出書社，1977年6月北京第1版，197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2.陜西國民出書社，1977年9月第1版，1977年9月第1次印刷；3.四川國民出書社，1977年6月北京第1版，1977年11月四川第1次印刷；4.山西國民出書社，1977年9月北京第1版，1977年11月山西第1次印刷。經彼此比對，以上各書除封面和版權頁的出書社、訂價及紙張等有纖細差異外，182頁小說註釋一字不差。
綜上所述，中國青年出書社只要“1977年6月北京第1版”，而陜西國民出書社和山西國民出書社分辨標注的“1977年9月第1版”“1977年9月北京第1版”，書中註釋甚至連排布不均的多余空格都如出一轍。由此似乎也印證了中國青年出書社的“1977年6月北京第1版”，現實定版時光或許就是1977年9月。
在核對同為中國青年出書社“1977年6月北京第1版，197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的《創業史》第二部上卷單行本時，筆者發明有兩種渺小差別的版本存世。由于這兩種版本傳播于今的多少數字差異較年夜，筆者為表述便利權且稱存世量少的為“試印本”，量多的為“量印本”。這兩種版本封面、註釋、紙張、訂價等都雷同，只是版權頁內在的事務有纖細差異：其一，“量印本”比“試印本”增添了“封面design：方鄂秦”“2插頁”字樣；其二，“量印本”《出書闡明》中“生孩子一起配合社的成立”一句，“立”字誤排為“加”，實時發明后在“加”字旁人工補蓋白色鉛字“立”；“試印本”此句無錯誤。
從“試印本”《出書闡明》無錯誤、“量印本”有錯字又實時“改正”猜測，版權頁至多排過兩次版。從補充“封面design：方鄂秦”“2插頁”情形判定，“試印本”版權頁應當付梓在先，“量印本”版權頁付梓在后。
柳青樣書的版權頁《出書闡明》無錯誤，也無“封面design：方鄂秦”“2插頁”字樣，是早于“量印本”的“試印本”，這更印證了此前的揣度：中國青年出書社1977年9月中下旬先印出大批“試印本”，王維玲第一時光托人將書捎與柳青；共同國慶獻禮的“量印本”晚于“試印本”，直到10月才大量量印刷上市。
柳青《創業史》手稿
責編也不知曉柳青樣書中的七處修改
柳青平生為人低調，贈人新著常不簽名，親筆題簽留作留念的更是百里挑一。柳青樣書除了加入我的最愛價值不菲，筆者以為其修正內在的事務的研討價值更是值得追蹤關心。
經逐頁閱讀，發明柳青在全書十三章、合計182頁小說註釋頂用鋼筆做了七處修正：
一、（第一章）第8頁第六段倒數第2行，將“女同道王玉梅”中的“玉”字改為“亞”。“王亞梅”是人名，因此“玉”字是顯明的錯誤。
二、（第六章）第69頁倒數第一段第2行“自思考慮”中的第二個“思”字改為“自”。“自思考慮”語義不明，“自思自量”則曉暢明快。
三、（第六章）第73頁倒數第二段第3行對話中“任三嬸”的“嬸”字改為“嫂”。“任三嫂”是素芳對歡樂媽的稱號，“嬸”字或為筆誤所致。
四、（第六章末句）第75頁最后一句“王同道安心！我哭是為疇前的事！”在后引號內補充：“不是怕休息……”這句彌補，寫明了素芳怕前來撫慰她的王亞梅曲解本身是稱疾迴避休息，也強化了她對早年本身不懂世事時所做錯事的真心懊悔。
五、（第九章）第111頁第1行對話內“好好地下三伏的雨，數九的雪”一句，在“下”字后補“！”。一個嘆號，不單強化了語句的節拍感，也表現了楊國華對瑞雪兆康年的渴盼。
六、（第十二章）第164頁第1行“驕傲的表示”中的“現”字改為“情”。修正后語義通暢，不再拗口。
七、（第十二章）第164頁第二段最后一句“沒一個出面”，在“個”字后補充“人”字。彌補后的句私密空間子變得完全無歧義。
以上七處累計修正和補充漢字（含標點）12個，此中第一、二、三、六處為錯誤修正，第五處為標點補充，第四、七處為詞句潤飾。斟酌這些修正之處不難發明，修正后的文字較之以前不單語義加倍完全貼切，並且藝術表示力也加倍激烈和飽滿。
以上修正內在的事務可否在已出書的《創業史》中獲得驗證？帶著這個疑問，筆者查閱了1977年各出書社出書的《創業史》第二部上卷單行本，均未見修正舞蹈場地；再查之后以致比來幾年出書的各版本《創業史》，依然未見修改。只要中國青年出書社2009年出書的《創業史》一二部合集，編纂對個體顯明錯誤“自作主意”作了修改，如將第一處“女同道王玉梅”改為“女同道王亞梅”，將第二處“自思考慮”改為“本身考慮”等。
劉可風教員向筆者講過柳青的一個創作習氣：“凡是他的書重版前，城市對全書停止潤飾和修正，然后將悔改的樣書或校稿寄出書社。”柳青曾對王維玲說過，等寫完《創業史》第二手下卷時，將對第二部上卷一并修正出書：“十幾萬字的小冊子（筆者注：指《創業史》第二部上卷），未來出下卷時還要修正”。可是還未比及《創業史》第二手下卷所有的定稿，柳青的病情忽然好轉，作家既沒來得及將樣書修正內在的事務告訴王維玲，也未就此事作出囑托就猝然長眠。王維玲并不了解柳青生前在這本樣書上做過最后的修正，借使倘使知曉，他必定會在《創業史》重版時逐一悔改。
柳青在《創業史》第二部上卷樣書上的部門修正
柳青在《創業史》第二部上卷樣書上的部門修正
柳青修正樣書當真忠誠
睹書思人，這勾起了劉可風的長遠回想。
劉可風記得柳青對這本書尤為愛護，日常平凡放在絕對顯眼的處所，即便1978年春父親住院也帶著放在病床旁，伸手就能拿到。書中至今夾有一張條子，全文如下：“老柳：上午看你，因軌制，以后再看。王生杲、田安平易近4.12”。條子未署年份，劉可風說只能夠是1978年——這年4月，柳青住在第四軍醫年夜學第一從屬病院（即此刻的西京病院），他看過條子或許隨手夾在了書里。劉可風說“王生杲”是在西安任務的吳堡老鄉，條子中的“軌制”天然指的是病院嚴厲的探視軌制。1978年5月初，柳青病重轉院往北京醫治前，劉可風將樣書帶回家保留。柳青往世后，該樣書一向由劉可風保留至今。
1977年9月29日至1978年5月上旬時代，這本樣書一向陪同著柳青。書中的修正，也一定寫于此時。柳青之所以將樣書隨身攜帶，與他那時得病修正第二手下卷互相關注，或許是為了隨時翻看查閱，確保創作下卷時一直堅持文氣上的貫穿吧！
關于柳青的親筆修正，劉可風說：“父親對文稿的修正很是穩重，每次都是斟酌成熟了才落筆。從這七處修正字跡能看出，他對樣書的修正是非常當真和忠誠的。這些字，對于沉痾纏身的他來說寫得很是當真，基礎上沒用連筆。”
柳青是一個創作立場極端嚴厲的作家，他曾說過：“國民的作家……凡出手的文字要本著‘為社會擔任，為讀者著想’的主旨”“假如輕率從事，出版后發明遺憾良多，我若何能寫好以后的重要部門，心境若何能好，對讀者也是不擔任任，不尊敬的。”柳青《創業史》第二部上卷樣書及其修正內在的事務的發明，用現實證實了柳青即便站在中國今世文學藝術的巔峰，依然如苦行僧般堅持著對文字和藝術的無比敬畏！
柳青用平生踐行著“深刻生涯，扎根國民”的實際主義創作方式，他舉家落戶到荒僻的皇甫村，一住就是14年，他持久扎根于國民之中、與國民一道進步、為國民歌功頌德，嘔心瀝血創作出了無愧于時期的鴻篇巨制《創業史》。正如王維玲對柳青師長教師所作的評價：“他是把本身所有的的人生感悟、學問聰明、藝術技能獻給梁生寶、獻給了《創業史》。”
盼望文學研討者能對柳青《創業史》第二部上卷樣書修正內在的事務賜與追蹤關心，也等待中國青年出書社有朝一日重版《創業史》時能按照柳青生前意愿，對修正文字停止需要的修正，使平生尋求出神入化藝術境界的柳青師長教師的作品加倍完善。
（作者：文金，本名劉峰，系柳青研討學者，寶雞文理學院陜西文學研討所研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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