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下旬，錢鍾書攜家人乘火車從上海搬回北京，進清華年夜學任外語系傳授，時未滿四十周歲。1952年，鄭振鐸等人在北京年夜學籌建文學研討所，錢、楊佳耦介入此中，次年一同調至該所本國文學組任務，1955年錢鍾書本身改進同所古典文學組，同年該所改隸中國迷信院哲學社會迷信部。直至1966年8月，錢、楊二人先后被打成“資產階層學術威望”和“資產階層學者”，遭遇批斗，結束了日常的學術任務。這段時光，錢鍾書的著作與研討任務，與其四十歲之前的表示比擬，產生了很年夜的變更。起首他不再從事小說創作，或許就是《圍城》問世不久遭到右翼批駁家集中批評的緣故，也或許是進而預見到文學創作上山雨欲來的時期壓力。其次，他逐步不再直接從事其本質當行的本國文學研討，而是以中國古典文學研討為業，小我編《宋詩選注》，又介入所有人全體編寫的《唐詩選》（繼而加入）和《中國文學史》。其三，重要以夫人楊絳的名義，在本國文學研討方面完成了一些翻譯、編選和論文撰述。其四則是作為共和國粹術體系體例里的成員，授命介入了良多官方組織的運動，包含《毛澤東全集》英譯定稿小組、亞太區域戰爭會議翻譯處、黨的八年夜翻譯處、毛澤東詩詞英譯定稿小組，等等。最后，錢鍾書在這段時代頒發了多篇具有古代學術形制的論文，也與此前創作的那些漫筆文章或是詩話情勢完成的《談藝錄》相往甚遠。
1955年錢鍾書填寫的中國作協會員表之部分
與四十歲前的錢鍾書比擬，這段時代的錢鍾書減損了文學家的佳人氣，也自動轉變了疇前比擬歐化的漫筆文風。他的論文、譯筆，甚至為《宋詩選注》《中國文學史》“唐宋部門”撰寫的文字，也包含領導楊絳從事的翻譯作品和本國文學評論，都是家常易懂的口語文，這當然與文藝為民眾辦事的時期風向有關。1957年頭，錢鍾書赴武漢省父，途中作詩五首，其二“碧海掣鯨閑此手，只教疏鑿別清渾”，自注謂“《宋詩選注》完稿付印”；又其五“脫葉猶飛風不定，啼鳩忽噤雨未來”[①]。綜合來看，“閑此手”“別清渾”如此，未必像良多研討者懂得得那樣，只是表達自信詩才而聊充選家之職的遺憾[②]，更能夠包括了他迫于內部壓力和任務周遭的狀況的變更而收斂了在諸多方面頒發著作的愿看。
不外，仍很不難在選目嚴重受攪擾的《宋詩選注》、甚至《唐詩選教學場地》的某些片斷里辨認出錢鍾書本身特點的說話藝術作風。進一個步驟說，即使是報命所制的“例行公事”，此中也有閃躲騰挪的小我表示，為感性思慮時期題目留有馀地。王德威在接收媒體訪談時說到錢鍾書學術著作，提出“錢師長教師的研討有如許的偏向：看起來像是用渙散無章的方法來對待文學，但卻在和一個時期對話”[③]。這正實用于新中國成立后錢鍾書很多分歧性質和類型的文字，尤其聯合《錢鍾書手稿集》里保留的其小我唸書筆記材料來看，更能發明他在此時代于文學志趣上的變更，除了受時期風潮的裹挾不得已之處外，也有自動的應對和積極的思慮，此中不乏鋒利的批駁看法和無益的進退計劃。在此，無妨先從他進進古典文學組后的一些重要任務說起。
一、《宋詩選注》
對于這段時光內裡錢鍾書的文學研討工作，不成防止特殊要說起《宋詩選注》。作為被“借調”現代文學組后的一個重要任務，此書可算是錢鍾書在五十年月做出的一個完全學術結果。固然選目上遭到內部影響的攪擾，但仍保有小我的學術特色。如劉永翔師長教師所說，“評第一，注第二，選第三。評雖受制于那時的認識形狀，卻能帶著枷鎖跳出精美的跳舞；注則其意象探源并世無儔。選則受制于時期，不克不及自立，非師長教師之咎”[④]。持久以來關于此書的學術價值和錢鍾書在書中的柔性調劑，研討者已有良多主要的結論，在此不再贅述。著眼于本文的主題，還需求再誇大的是錢鍾書自己積極面臨時期周遭的狀況之處。
清人阮葵生《茶馀客話》提到，宋詩散佚太多，重要緣于明代人尊唐黜宋，除多數大師別集傳世，良多小家的詩集都不不難看到了。專門的宋詩選本在明代還很少，有名者如曹學佺《石倉宋詩選》等。到了清代年夜為增多，古人統計大要有八十馀種，比擬有名的如《宋詩鈔》《宋百家詩存》《宋詩紀事》，從篇幅上看都偏年夜。錢鍾書《宋詩選注》的選詩多少數字計290多題，三百八十首高低。清人的宋詩選本里比擬接近錢鍾書《宋詩選注》範圍的是《宋詩啜醨集》，由清初遺平易近詩人潘問奇編輯，共四卷，《談藝錄》補訂本稱“埋沒數百年，《宋詩選注》始稱引之”[⑤]。
在《宋詩選注》出書前一年的1957年，古典文學出書社先有一部程千帆、繆琨編的《宋詩選》問世，很是重視政治不雅點對的，多選反應平易近間疾苦、寫戰事愛國之作，包含為《宋詩選注》所不取的文天祥《邪氣歌》，重要是從《宋詩鈔》和《宋詩紀事》的范圍里摘選，實在和《宋詩選注》所借勢的重要文獻年夜體雷同，是以有些詩很不難就重復。而在《宋詩選注序》頒發以及《宋詩選注》出書之后，遇上批評“白專”道路。批評者稱錢鍾書此書為“古典文學選本里的一面白旗”[⑥]，尤其是沒有保持政治本準第一的準繩，不收文天祥的《邪氣歌》《過零丁洋》等作品。錢鍾書的選目初稿不知若何，顛末了文學所所有人全體會商，以及所長何其芳的刪改，才得以出書。錢《序》最后說：“假設沒有何其芳同道、余冠英同道的批駁和王伯祥同道的審訂，我在作品的選擇和注釋里還要多些過錯”[⑦]。
為什么不選《邪氣歌》，王水照師長教師有一個比擬公道的說明，所舉最主要的證據見《容安館札記》第615則，重要即原創性缺乏，用事和全詩內涵邏輯也很有題目[⑧]。錢鍾書真正的批駁尺度，是聯合了詳細細節上的才幹和通篇作品上的精力兩個方面來看。他擅于從大師名作里面發明名不符實之處，擅于從小家冷書中心找到可以天賦靈光之點，全依靠于這種勤懇又謹嚴的批駁立場，實在說白了就是盡不從俗，盡不湊熱烈，言必己出[⑨]。
《宋詩選注》第一版序文里援用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段內在的事務[⑩]。引文重要是說“國民生涯”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獨一的源泉”，“曩昔的文學作品不是源而是流”；隨后錢鍾書批駁宋詩的題目就是把“流”看成“源”，疏忽生涯，“資書認為詩”。普通后來人都以為說這些話是掛面擋箭牌，但實在也符合錢鍾書一向的見解，即誇大文學創作不克不及只依靠于書本；前人腹笥充分，面前所見的生涯，也允許以參考書本，鑒戒後人的寫法來進步本身的創作，可是并不用就此以為這是詩歌的最高尺度。正如序文說的那樣：
批駁該有分寸，不要掉失落了恰當的比例感。假設宋詩欠好，就用不著往選它，可是選了宋詩并不等于有任務或許權力來把它說成頂好、頂頂好、無雙第一，模擬舊社會里商舖登市場行銷的方式，害得文學批駁里數得清的幾個贊美字眼兒加班兼職、力竭聲嘶的趕義務。全部說來，宋詩的成績在元詩、明詩之上，也跨越了清詩。我們可以夸獎這個成績，可是無須夸張、夸年夜它。[11]
實在，這段意思里表達出對于“舊社會”文明出書單方面尋求貿易價值的不滿，確切很真正的地代表了一種尋求客不雅現實尺度的學術與文明立場，正像后來楊絳所譯《堂吉訶德》的塞萬提斯寫給讀者的“媒介”：“你對這個故事有什么看法，無妨直說；說它欠好，沒人會責備；說它好，也不會獲得酬報”[12]。錢鍾書選擇了一種很是聰慧的表達方法，即保持了本身不從俗的一慣性，又符合五十年月新社會的精力價值不雅念。而《宋詩選注》的編選尺度，能有多年夜水平反應了錢鍾書本身的尺度？1988年噴鼻港版媒介支出了幾年前接收采訪時的一段話：
由于各種緣因，我認為可選的詩往往不克不及選出來，而我認為不用選的詩倒選出來了。只要些評論和注解還算有價值。[13]
黃庭堅只選3題5首，盡非真心。陸游選得多達27題32首，能夠也不是錢鍾書的本意。其他在十首或十首以上的詩人，還有王安石（10首）、蘇軾（21首）、楊萬里（15首），陳與義沾了愛國題材的光，選了11首，再就是范成年夜，12題28首（此中《四時田園雜興》一題選了16首之多），最后是汪元量，2題卻有21首，重要是《湖州歌》選了17首，這個組詩原有98首，寫南宋亡國經過的事況，深受錢鍾書觀賞，以為固然根柢不厚可是情真意切，遠勝南宋后期那些名家之作。而作為同光詩學表揚的“陵谷山原”那幾位，梅堯臣只要7首，陳師道5首，被錢鍾書獨具只眼所喜愛的王令只要3首，比文同、秦不雅、姜夔、周到等人的選目還少。
從胡適直到前引劉永翔文章，都已指出《宋詩選注》的選目，基礎和後人的選本高度重復。更準確說，錢鍾書重要參考了《宋詩鈔》《鈔補》以及《宋詩紀事》和《宋百家詩存》（最后這部書剛好是《容安館札記》第一則所論），百分之七十四選目與此四書重復。但不成防止重復之處，以及不重復的百分之二十六部門還可以反應出什么價值來？用《錢鍾書手稿集》與《宋詩選注》停止對比，可以發明一些有興趣思的線索[14]。好比《宋詩鈔》，錢鍾書的唸書筆記是在湖南藍田國師時做的，抄了此中十五家。從這里最基礎看不出和《宋詩選注》選目標對應關系。再看詳細的例子，好比王令。我們在《中文筆記》第一冊里看獲得錢鍾書對《廣陵師長教師文集》的唸書摘錄情形[15]。《宋詩選注》收王令三首詩，第一首《餓者行》見于《廣陵師長教師文集》卷五，錢鍾書抄寫了本卷的《看花有感》（摘頭四句）、《細雨》（全詩），時或在句末加雙圈以示稱賞，并對后一首略加點評，偏偏對緊接著這兩首之后的《餓者行》不著一字。摘錄卷九里的幾首詩，也未道及進選的《渰渰》那首七盡。只要卷七的《暑旱苦熱》，是札記里有詳論的，而這些內在的事務在《宋詩選注》中表示為廣博豐盛的注釋。所以固然只選三首，卻也能夠只要一首是錢鍾書觀賞的。
又好比周紫芝的《禽言》（看成《五禽言》），《宋詩選注》錄其四首，并有一則較長的評注，先容這一題材的歷代名作，以為“周紫芝的《禽言》比他們的都寫得好”，這出自錢鍾書散見遍地筆記心得的一個匯集收拾[16]。現實上，錢鍾書讀《太倉稊米集》的篇幅不小（共9頁），關于卷九《五禽言》卻只抄寫了詩序[17]。
劉永翔師長教師文章里還提到：
應當指出，書中的寇準、陶弼、呂南公、徐俯、宗澤、李綱、蕭德藻、章甫、洪咨夔、王邁、高翥、羅與之、周到、蕭立之等十四位小家或名家之詩就是完整由師長教師甄選出來，恕我孤陋，罕見的舊選中未見其跡。[18]
小家在詩歌選本里往往最難選。錢鍾書讀洪咨夔《平齋文集》三十二卷的筆記，抄了三頁多的篇幅，卻沒有《宋詩選注》里這四首詩[19]。《容安館札記》第321則重讀《平齋文集》，則論及《狐鼠》一篇，即《宋詩選注》稱為宋代人譏諷朝政最激烈的詩作；還補記從《泥溪》里面摘出的“晚花酣暈淺，平水笑窩輕”兩句，引出的群情比《宋詩選注》這里的兩個注更為豐盛出色[20]。但別的兩題三首詩，都沒有摘錄和評論的線索。選詩的注文只說明基礎意思，不作任何施展，顯然屬于錢鍾書不想選的。而對洪咨夔的全體評價，札記和《宋詩選注》論調也紛歧致。《選注》誇大詩人鞭撻時政、哀憫平易近人，這是不難過關的。但《札記》里則側重其擅于用典、好談道學，都不是可以在那時拿出來談的特色：
舜俞詩事料富有，機調輕快，頗近方秋厓，工巧固遠遜，而佻滑之態亦不若其甚。蓋西江卷軸，稍參以誠齋活法者。好談性理，多用道學套話，又常論邊事朝政，語莊見年夜，分歧秋厓江湖習尚專事批風抹月。[21]
錢鍾書讀洪咨夔《平齋文集》筆記
還有讀高翥、羅與之等人別集的筆記，特殊簡單。此中可以看到高翥兩首選詩的線索[22]。而羅與之是江湖派小家，錢鍾書在他集子里只摘了《閑立》的兩句：“四壁盡堪供我隱，一冷未至乞人憐”，看不出和《宋詩選注》的關系[23]。再往翻看《容安館札記》第438則，讀《南宋群賢小集》本的羅與之《雪坡小稿》，仍是抄《閑立》那兩句，此次多了一首詩，即《寄衣曲》其三，是見于《宋詩選注》的，但只要其三。《宋詩選注》所收另兩首，未見錢鍾書說起。這闡明，即便是羅與之《雪坡小稿》如許的小家冷集，錢鍾書批駁他“有筆力心思，欠就緒妥當”，也細細翻讀過兩遍，實在都未看中進選《宋詩選注》的那別的兩首。他在札記里還說，羅與之“好以七律為理語，如卷二之《動后》《文到》《衛生》《談道》《靜坐》《此悟》諸首，皆《擊壤集》體之修飭者”[24]，算是很有宋詩特色的詩人，但連邵雍的《擊壤集》一首沒進選，怎么能選羅與之的仿作呢？而《宋詩選注》對羅與之的評價，只是確定他寫過抒懷短詩，平輩沒有趕得上的，這也不像是錢鍾書想說的話。
《宋詩選注》最后選蕭立之詩五首，《蕭冰崖詩集拾遺》的唸書筆記是抗戰時在湖南作的（四部叢刊續編，藍田國師躲有這套叢書），重視的是“惟宋亡后，感念祖國”的言語，好比《和寄羅澗谷韻》中的“西北文物古遺馀，不意冠紳忽棄如。門外逢人作胡跪，官中投牒見番書”，錢鍾書評“不啻為本日發”，是對時局的感觸感染[25]。《宋詩選注》所選全然分歧。《容安館札記》第530則相重者有4首，蕭瑟的也是注釋最簡略的那首《茶陵道中》[26]。
由此可見，某些能與時期主旋律分歧的多數選詩，仍是可以“幸存”上去的。符合小我化文學批駁尺度的別的一些作品，則完整不克不及表現出來。不外，盡管選目很不如意，在不選什么作品上還算是保持了本身的準繩，這需求很是的勇氣和膽識才可以做到。好比文天祥詩不收《邪氣歌》《過零丁洋》，不收辛棄疾的詩，等等。錢鍾書讀《稼軒詩文鈔》的札記開篇就說：“詩粗而尚未至獷，好說理每似邵堯夫……詩之較烹煉耐吟諷者甚少”[27]。鄭思肖也是有名愛國詩人，《宋詩選注》不收。實在讀鄭思肖詩集筆記就說：“所南《一百二十圖詩》七盡，不見妙處；《錦錢馀笑》二十四首，則酷似冷山、拾得，語意更詼詭耳”[28]，都仍是從藝術價值來談的。
《宋詩選注》序最后提到兩部比擬風行的宋詩讀本，一是吳之振等的《宋詩鈔》，一是厲鶚等的《宋詩紀事》。對于《宋詩紀事》，錢鍾書指出此中有兩個題目，一個是引書寫錯標題，一個是刪改原詩，后人陸心源《補遺》更是過錯百出。現實上，自上世紀四十年月開端，錢鍾書就打算修訂《宋詩紀事》，重要著眼在相干文獻的修補和勘誤。2005年，錢鍾書在自躲原書上所作的批注得以影印出書[29]。《宋詩選注》自己帶有文學普及的意義，學術價值顯得不年夜，更況且還要遭到良多內在原因的制約；而補訂《宋詩紀事》一書，其學術意義能夠會年夜良多。錢鍾書對本身的宋詩研討應當是期許很是年夜的，有個直接的資料可以證實。鄧之誠1959年8月11日日誌云：“吳興華來，言有錢鍾書者，作《宋詩選注》，自謂過厲樊榭遠甚。環球皆狂人，當食無肉，天所以罰之，我輩受其拖累耳！”[30]所記錢鍾書暗裡恃才傲物的言語，顯然有必定真正的性，也許在于他因補訂《宋詩紀事》而自負能將《宋詩選注》做好。但在吳興華轉述之下，以一個選原來傲視前朝文獻家的傳世名著，這就似乎純潔是大言了。鄧之誠有《清詩紀事初編》，天然嫌惡這種大言；錢鍾書后來在報答姑蘇年夜學贈書《清詩紀事》的回信中，對鄧書也有微詞，言其“附會影響，甚至誣捏虛造，逞其私智，誤人不淺”[31]。總體來說，《宋詩選注》的評注，年夜多散見于錢鍾書的著作和手稿，只不外他用淺顯的口語完全明白地又說了一遍。他在文學批駁上的自負，更重要來自于為補訂《宋詩紀事》而對宋詩各家全貌所做全體細致的研討，這也是開國初期投進精神很年夜的一項任務，其結果假設能早日問世，也允許以建立錢鍾書更高的學術名聲，但必定不會有那么長遠的影響。從內在的目光看，努力于文獻上不斷改進和詩學批駁上腳踏實地，似乎反卻是一種玉成，從名山工作之文獻家到普及本之選家的角度調劑與成分改變，這此中也發生了某種意義上的積極感化。
錢鍾書補訂《宋詩紀事》，這頁對柳開詩《塞上》的批注可與《宋詩選注》對比
二、介入《中國文學史》和《唐詩選》
錢鍾書在五、六十年月之間還介入了幾件文學所古典文學組同仁的所有人全體任務，重要是編撰《中國文學史》和《唐詩選》。1962年7月問世的三卷本《中國文學史》里，第二卷“唐宋段由錢鍾書掌管，力揚、陳友琴、喬象鍾、蔣荷生、吳庚舜、王水照餐與加入”（《編寫闡明》）。經由過程此刻所知的材料，可以看出有些段落顯然出自錢鍾書之手，好比所列“年夜歷十佳人”的名單，普通多根據姚合《極玄集》的說法，指李端、盧綸、韓翃、錢起、司空曙、崔峒、耿湋、苗發、夏侯審、吉中孚；若依據《唐詩紀事》，則為盧綸、錢起、郎士元、司空曙、李端、李益、苗發、皇甫冉、耿湋、李嘉祐。《中國文學史》的第六章“唐代文學”，“天寶年夜歷間詩人”，明白說采用清人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鈔》卷十八說法，列出是“盧綸、韓翃、劉長卿、錢起、郎士元、皇甫冉、李嘉祐、李益、李端、司空曙”，并言“此外戎昱、皇甫曾、戴叔倫等，也是一時之秀，和十佳人的作風也比擬接近”[32]。1958年頭，王伯祥與錢鍾書二人作為國務院迷信計劃委員會古籍收拾出書計劃小組文學組的成員，擔任起草歷代詩文選本目次，錢鍾書曾致信王伯祥，確定的選目包含了一部“管韞山之《唐詩選》”[33]，即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鈔》一書。《文學史》在此后又言劉長卿，“他的時代應在盛唐”，這顯然也是錢鍾書的不雅點，他曾引過閻若璩《潛邱札記》卷五的有名結論：“劉長卿之為盛唐也無可疑，而分劉為中。嘗推其故，蓋髙棅誤讀《復興間氣集》，以復興為中唐，于是所選錢起、劉長卿等二十六人，除孟云卿外，盡從而中之”[34]。錢鍾書在唸書筆記中贊賞過顧況“《上古十三章》質而切，古而達”，特殊摘錄《囝》一章中的“囝別郎罷，心摧血下。隔地盡天，及至鬼域，不得在郎罷前”[35]。《囝》寫那時閩中平易近人將家中男童“盡其陽”送進宮中充當太監的風尚，尤其訓斥處所仕宦以此取利的行動，在文學所所有人全體編撰的《中國文學史》里，先容顧況詩歌代表作時也列出此章全文。近年出書的《錢鍾書選唐詩》一書，此中選顧況詩共19首，第一首也恰是《囝》[36]。其他還有如戴叔倫的詩作《女耕田行》，《文學史》里也是列出全詩的，異樣也是列于《錢鍾書選唐詩》戴名下的第一首[37]。《容安館札記》第752則，論印度年夜學傳授所著一部有關梵文詩學的英文書（Sushil Kumar De, Sanskrit Poetics as a Study of Aesthetics, 1963），錢鍾書指出梵文詩學極擅條分縷析地收拾修辭伎倆，竟能聯想到《文鏡秘府論》中保留的那些會商“詩格”“詩式”“詩例”的唐人著作，隨后說“參看我在《中國文學史》中論《宋代的詩話》那一章”[38]。
除了本身擔任的部門，錢鍾書也為文學所同人供給了一些輔助。如《容安館札記》第705則：校改同人撰《文學史》稿 ，因思漢樂府《上山采蘼蕪》一首，古今說者皆未中肯窾。此篇寫見異思遷分兩層：第一層指故人言，其事易曉；第二層指新人言，則窺見者尟矣。蓋新人進門以后，相習而成故；故人出閣以后，緣別而如新。是以新漸得人嫌，而故能令公喜。La Fontaine, Contes: “Le Pâté d’Anguille”（略）亦只道著一半耳。如謂故夫馀情未斷、悔心復萌，尚是淺看此詩也。[39]
對比《中國文學史》“秦華文學”第五章“漢代樂府平易近歌”共享會議室論《上山采蘼蕪》一節：
這首詩論述一個棄婦和故夫偶爾重逢時一番冗長的問答。和《詩經》里的棄婦詩比擬起來，它顯得頗為別致。……當“新人從門進”的時辰，故人是丈夫憎厭的對象，早就不覺其“姝”。但新人進門之后，“三日新穎四日舊”，垂垂地也惹起丈夫的厭來，便轉又感到新人“未若故人姝”了。這首詩似乎有興趣把男人見異思遷的心思寫得更深一層。[40]
顯然，文詞作風固然分歧，卻明白轉達了錢鍾書提出的說明看法。而第719則開篇也說：“同人撰《文學史》稿，索予刪訂，因復取郭元釪《全金詩》翻一過……”[41]但是翻檢“宋代文學”開頭一章的“遼金文學”，似乎完整看不出和這則札記的聯繫關係來。想必屬于終極定稿時對文學史枝蔓之處的刪削所致。別的，1961年“硬皮本十三”筆記，開頭涂鴉頁有一段文字：“友琴一章，我上周細看了，也細提了看法，我以為全部說來是不壞的”[42]。
依據王水照師長教師等人回想到的這類字條，可知是單元閉會時與鄰座的“筆談”。“友琴”指陳友琴（1902-1996），1953年11月進北年夜文學所古典文學組，此時餐與加入錢鍾書所擔任的《中國文學史》“唐宋段”撰寫。他以研討白居易著稱，1961年12月中華書局上海編纂所出書了他撰寫的《白居易》這本小冊子，支出“古典文學基礎常識叢書”，此處錢鍾書所言能夠即“白居易和新樂府活動”那一章。
1962年頭，文學所展開了《唐詩選》的編注任務，《容安館札記》第729則開篇曾記此事：“諸君選注唐詩，強余與役，分得王績等十七人”。有興趣思的是，為了介入《唐詩選》，錢鍾書所做的工作倒是從這則開端，共用了8則長篇札記，“復取《全唐文》溫讀一過，合之十年前表明，錄于此”[43]。初稿完成于1966年，1975年停止修訂（重訂選目、補充和修正作品注釋、作家小傳等），余冠英、王水照所作的媒介（1977年10月）說：“錢鍾書同道餐與加入了初稿的選注、審訂任務，后因還有義務，沒有持續餐與加入”。王水照師長教師暮年回想：
直到1977年秋，……余師長教師……要我對比原稿校讀了兩遍清樣（重要是校文字）。這才發明，錢鍾書師長教師執筆的小家作品部門，刪削非常嚴重。從開卷到杜甫，316頁曩昔了（全書784頁），錢師長教師的字跡只呈現在王績、王勃兩處，並且所選王績詩二首及王勃《山中》詩的注釋，也已非錢師長教師所寫……[44]
數年前曾有人撰文猜想《唐詩選》約有30家為錢鍾書所選、注、評，王水照師長教師予以否定，指出“年夜都與現實不符（杜審言為余師長教師所寫，劉長卿、張蠙乃是自己禿筆）”[45]。但現實上，仍是可以從《錢鍾書手稿集》里挖掘出一些相干的陳跡。《唐詩選》的兩首王績詩都呈現在《錢鍾書選唐詩》一書中，特殊是第一首，《在京思故園見村夫問》，是錢鍾書所特殊觀賞的，見引于《管錐編》和《中國詩與中國畫》。并且他有一首《倫敦晤文武二弟》（1935年），此中稀有句顯然是受此詩的影響[46]。又好比韓翃，錢鍾書抄讀其詩筆記最詳的一遍，見于“年夜本”（六）的《全唐詩》摘錄。此中有總評：“明秀典整，七律對仗尤工貼。然終乏微情，都是酬應體耳。亦惟傳播《冷食》一盡‘春城無處不飛花’耐吟諷”[47]。又每次《全唐詩》筆記必摘錄《送客旱路回陜》中“枕上未醒秦地酒，船前已見陜人家”二句，錢鍾書稱其立意“開后世秘訣”，比後人此類句法“彌見道理”[48]。此外，《容安館札記》第728則開頭，說起與文學所同仁商談《唐詩選》注釋事[49]：
本日為諸君說韓君平《送孫潑赴云中》詩（一作韋左司詩，題為《送孫征赴云中》），……謂其詩分三節，始則壯，繼而悲，終而愈壯，即符辯證之道，因并書之。
按文學所本《唐詩選》選韓翃詩3首，就是下面所提的這3首，同時也都見于《錢鍾書選唐詩》的韓翃名下。從小傳和對于《送客旱路回陜》的評價上，都可以看到錢鍾書唸書筆記手稿的影子。《送孫潑赴云中》一詩末注說：“全詩十二句，起四句‘壯’，中心四句‘悲’，結四句又回應版主到‘壯’，恰像交響曲的三個樂章，正反而合，首尾連接”[50]，也和錢鍾書昔時所言合適。別的，《唐詩選》的唐彥謙小傳，很顯明出自錢鍾書之手，參看容安館札記第794則便知。司空圖名下選詩一首也許是遭到了他的影響，但注文作風并非錢作，“鷹馬”一處，錢筆記很是詳盡，此注顯然未能深刻。還有鄭谷那里，也有錢鍾書唸書筆記的一部門影子，再就是方干的小傳及此中兩首選詩。此事需待進一個步驟周全具體考索。不外，昔時《唐詩選》小組會議，“說是五人閉會，現實上重要是聽取他的看法”[51]，則就算是別人撰稿又若何呢？
錢鍾書似乎甚不喜李頎詩，這與“知識”分歧：蘅塘退士《唐詩三百首》選東川詩7首，更不用說《唐賢三昧集》。而《管錐編》引李頎七律《送魏萬之京》的“朝聞游子唱驪歌，昨夜微霜初渡河”二句，不外是舉例闡明“跨句倒裝”的特殊格局；摘錄“名篇”《送陳章甫》結句“聞道故林瞭解多，罷官昨日今若何”，也只是為印證“慰人自慰，每強顔達不雅”之理；要展現唐之詩流誤用“吹捧”詞義，有更高階的杜甫為例，便只需列其姓名就夠了[52]。筆記里曾摘述《越縵堂日誌》的苛評：
太白七盡、東川七律，予俱不解佳處。如《送孟浩然》“故人西辭黃鶴樓”一首，超拔而無黯然之意如此。……東川詩僅七首，……惟《送魏萬》一首，清華朗潤，通首俱佳。《送李回》“知君官屬年夜司農，詔幸驪山職事雄”[亦],而“雄”字強押。《宿瑩公禪房》《題盧五故居》二作尤劣。[53]
按“東川詩僅七首”，指的是支出《全唐詩》的李頎七首七律。錢鍾書曾在暮年《全唐詩》筆記里摘錄了此中的《寄司勛盧員外》和《寄綦毋三》，指出“明七子所模追者”[54]。他對于李慈銘的批駁未加駁難，也許就是贊成？尤其《送李回》落款旁密畫四圈，“亦”字衍，把底本稱道的話吞了歸去。而讀到方貞不雅（南堂）《輟鍛錄》宣稱本身“最喜李頎一篇”即《雜興》（青青蘭艾本殊噴鼻）時，作札記者不由得評泊：“意庸調俗，群情為詩之惡劣者，南堂所賞者只此乎？然《白氏文集》卷十五《放言五首并序》，又王壬秋《王志》卷二皆甚稱東川此首，故不成解”[55]。文學所《唐詩選》收了李頎詩5首，原有《題盧五故居》這首七律[56]，后被刪往，不知能否也由於錢鍾書的看法？
1966年之前，錢鍾書還曾與文學所青年吳庚舜合寫論文《也論〈永生殿〉》（簽名“吳庚舜、孫辛禹”），頒發于《文學評論》1965年第2期；并為另一位文學所青年王水照的論文《韋莊與他的〈秦婦吟〉》撰寫審稿看法。《也論〈永生殿〉》是回應《文學評論》1962年第2期所載允許《論〈永生殿〉》而作的商議文章。1954年全國倡議洪昇去世二百五十周年的留念運動，此后有一大量研討論文呈現，繚繞著戲劇主題和唐明皇楊貴妃的戀愛停止會商。許《論》對李楊之戀愛賜與了周全確定，而《也論》則提出《永生殿》描述的“幻想戀愛”并不合適史實，而良多批駁家以為洪昇借題施展愛國情思的見解則顯得迂回牽強，最后指出明天文藝作品不需求再著眼于描摹帝王后妃的離合悲歡了，以袁枚詩句“石壕村里夫妻別，淚比永生殿里多”，奇妙地警告社會主義文學藝術不成再往“宣傳抽剝階層的思惟”。可以看出，論文立意和主題是年青一代尋求提高的表示，但顯然有錢鍾書的總體把關和指引，全體闡述上即使帶著認識形狀的時期氣味，也會使人感觸感染到很是細膩周全。有些資料證據顯然是錢鍾書供給的，好比袁枚此詩，“殿里”應作“殿上”，《容安館札記》第624則論袁枚《小倉山房詩集》及補記里的兩次引文就都抄錯了[57]。又如文中提到唐明皇于全國提拔他后宮里的“花鳥使”，作者批駁說：“莫非他看待婦女的一向立場不都是因色而寵，‘色衰愛弛’嗎？”“色衰而愛弛”，這句出自《史記·呂不韋傳記》的話后來成為《管錐編》里一個年夜書特書的論題。文中還說：“那時有個文人兼書法家呂向作了一篇《佳麗賦》來諷諫，年夜年夜惹惱了這位好色的天子”，腳注引的參考文獻，包含“《新唐書》卷二〇二《呂向傳》，《全唐文》卷三〇一呂向《佳麗賦》。又卷四四七竇泉《述書賦》自注”，正可與《容安館札記》第733則參看：
卷三○一呂向《佳麗賦》詞頗蹇吃。白噴鼻山《上陽人》自注云：“天寶末，有密采艷色者，那時號‘花鳥使’，呂向獻《佳麗賦》以諷之。”元稹《上陽人》自注略同。卷四四七竇泉《述書賦》稱向“歐鍾相雜，自是一調；其于小楷，尤更奇妙”，自注：“呂以《佳麗賦》忤上，賴張說進諫得釋。”
至于1965年4月為王水照論文《韋莊與他的〈秦婦吟〉》撰寫審稿看法，已有當事人很是詳盡的記敘和剖析[58]。錢鍾書對二十世紀初才重見天日的韋莊《秦婦吟》一向評價不高，早就提出“韋端己《秦婦吟》……一千六百馀字。古人推韋端己《秦婦吟》，只以其長”[59]。《容安館札記》第789則更進一個步驟闡明不看好此詩的來由：
唐人記敘之什，莫長于韋端己《秦婦吟》，絮煩不殺，支蔓掉剪，起處只字不及秦婦出身，而婦自言乞漿逢翁，卻轉述是翁鄉貫、家業甚備，詳略掉當。更可議者，通首盡記婦語，正津津頌贊周寶（見《不雅堂集林》卷二十一《秦婦吟跋》）德政，突然便止（出亡徒為闕下人，懷安卻羨江南鬼。愿君舉棹東復東，詠此長歌獻相公），幾同曳白，與少陵取別、噴鼻山下淚之皆落到本身者年夜異。則端己與此婦陌路重逢，伊于胡底結束，令人悶損，殆類《文心雕龍·附會篇》引《周易》所謂“臀無膚”者。晚唐小家僅知求工字句，至謀篇章法之完概乎未知。[60]
這番結論，天然就不克不及批准王水照文章底本將韋莊效仿杜甫寫作“詩史”的不雅點，背后則指向陳寅恪“端己生平心儀子美”的說法（《韋莊秦婦吟校箋》），遂領導青年學者在論文中以現實例證闡明韋莊“平生崇杜”只是表象罷了。至于王文另一主要時期論題，誇大黃巢起義的“反動性”與“汗青的合法性”，有一處引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未注出處，也被審稿人一眼看出，——究竟他是抄讀過馬克思德文原著的[61]。
三、唸書筆記、札記的手稿
總體看來，錢鍾書在1949至1966年這段時光的寫唸書筆記最為活潑和勤懇。今朝出書的《錢鍾書手稿集》合計71卷影印本。其《中文筆記》20卷，支出了83冊筆記本以及若干殘頁，而作于這段時光的筆記，至多有23冊完全的筆記本，占總數的近三分之一。《外文筆記》48卷，合計179冊以及32個文件夾，后者是打字稿散頁的匯編支出，而作于1949-1972年間的唸書筆記（姑以收拾者所作分期為準），共82冊，年夜大都應當作于這段時光；此外還有大批打字機稿散頁和讀西文報刊的筆記（1954-1992，共23冊），合起來遠遠跨越總數的三分之一。更況且還有《容安館札記》三年夜厚卷，共2570頁密密層層的中外文交疊混淆的手稿，其排序至于第802則，現實約780則；這些手稿除了頁邊的補記、批抹，註釋都作于1949-1974年間。此中至第769則論《周易公理》之前部門，可斷定系這段時光中所作[62]。這些札記分歧于《中文筆記》《外文筆記》里純真的唸書摘錄，多有縱橫比擬、總結心得之處。有些甚至帶有著作草稿的性質。年夜致可分為幾種情勢：
一是繚繞某句引文所發，後期即短篇小札構成一則，后期則多段小札合為一則，稱為“雜書”或是“jottings”；
二是繚繞一部專書所發；
三是繚繞某個話題所發；
四是大批的錢詩定稿（合計14則）。
第二種情勢的專書札記，年夜多篇幅較長，更凸起反應錢鍾書的瀏覽史。札記中有些是專為補訂《談藝錄》而作，一部門為《宋詩選注》備稿[63]，一部門則與文學所的《唐詩選》和《中國文學史》編寫任務有關。此中的中國古典名家詩集專書札記，仍是在延續《談藝錄》的思緒，多針對已有注本，窺隙攻難而欲為“補注”。至于讀總集類文獻或是小家冷書，則多留意甄選佳句妙喻。時常有興趣將中外文札記平均擺列，必定水平上表現了錢鍾書的日常瀏覽習氣，但在所有的札記中心一段很長時光里，顯明都是針對中文古籍特殊是宋代集部年夜下工夫。是以統計外文專書札記的多少數字，相較也就少良多。
本文重在會商錢鍾書對于中國古典文學的研討。780則《容安館札記》里有一兩百則是在逐部評論宋人別集，這些多與《宋詩選注》的任務有關，但顯然遠遠超越了阿誰范圍的任務需求。假設可以當真比對資料，也允許以發掘出一部真正意義上的《錢鍾書選評宋詩》（選目應遠遠跨越《宋詩選注》的範圍）。還有良多札記是與增改《談藝錄》一書的打算有關。早在1950年，周一良、周玨良所編《周叔弢師長教師六十誕辰留念論文集》就支出了錢鍾書的一篇《黃山谷詩補注》舞蹈教室，重要內在的事務即三十年后《談藝錄》重版時對該書第二則的補訂。《容安館札記》第19則呈現兩處可以補充《談藝錄》的標識。此后如第35則讀鍾惺《隱秀軒集》、第36則讀平步青《霞外捃屑》、第105則讀郭麐筆記中論荊公、山谷兩家詩、第220則讀洛布本《古希臘是非短長格詩家集》、第221則讀鈕琇《臨野堂文集》、第242則讀韓菼《有懷堂文稿》，以及后續幾十處，都有顯明的這類標識。至第601則開篇：“明季清初詩派，年夜致分為七子與鍾譚兩體，牧齋未嘗能摧陷澄清。《談藝錄》第一二五至一二六頁及《日札》第二百九則已略考之，茲復補證數事。”還有第605則讀荊公詩李壁注，篇幅較長，開篇也說“頃復披尋，于《談藝錄》所舉外，復得數事”；第616則讀《劍南詩稿》所云“余《談藝錄》中論放翁詩甚詳，今偶披尋，頗少剩義，稍附益一、二事”；別的，第794則也說“重閱李長吉詩，偶有會意，志之以補《談藝錄》。後人所論，足相輔佐者，亦附及焉”[64]。顯然，這些篇章都有明白的目標，是對《談藝錄》原刊本主要論題停止補充的草稿。此外，在有些札記中，錢鍾書特殊說起是重讀相干文獻，但他并非簡略的重復，往往會發明一些新的題目，特殊疇前讀時評價很高的有些書或作品，經重讀卻不再讚許。好比第77則，讀納蘭性德的《飲水詩集》二卷：“十年前讀此頗賞其吐屬高華，今復披尋，乃知徒矜亮節，實尟切響，不耐吟諷”[65]。第101則讀《四部叢刊續編》里的許月卿《後天集》，則是本來只見選本而感到有點小瑕疵，現在則發明全貌所浮現的情形更糟：“向在呂晚村、吳孟舉《宋詩鈔》中睹月卿詩，只覺其纖薄。今不雅選集，乃知吊詭逞奇，破律壞度”[66]。還有像北宋文人徐積的《徐節孝師長教師文集》（第120則），錢鍾書也掃興地說：
曩只在《宋元學案》《宋詩鈔》二書睹仲車所為詩文，今始得見其全。詩、文皆冗獷可厭；詩尤以荒誕之格，作腐敗之語。古體欲收支玉川、太白、昌黎間，真畫虎類狗、代斫傷手者也……[67]
這種情形還呈現于讀清人陳元祿《十二種蘭亭精舍詩集》的感觸感染，見第176則，錢鍾書謂“三十年前閱張祖廉《娟鏡樓叢刊》中有《抱潛詩存》，因論之曰”如此，引少時日札的評述，即受晚清名家李慈銘對陳詩過度嘉獎之詞的影響，一向想讀其選集，而“今之所見，亦無以遠過”[68]。又見第284則，讀南宋理學家薛季宣的《浪語集》時說：“《石遺詩話》謂散原詩似士龍，耳食之徒轉相當述，余二十年前即不解其說，今再籀繹，益信為無稽之談”[69]。還有像第488則，讀唐沙門實叉難陀譯《慷慨廣佛華嚴經》八十卷，錢鍾書更是感歎：“余十年前閱《年夜躲》至此經，厭其浪費排比，堆床疊架，未終卷即棄往。今勉為卒業，終有所得不償勞之嘆”[70]。固然苦于書齋工作某些不克不及按照他自己的樂趣和志向有所作為的作業，但這也在必定水平上反應出相較于十年前（當在抗戰末期）上海歲月，此時究竟是可以較為安心腸竭力讀完死板的年夜部頭了。
又好比1960年5、6月間，讀阮年夜鋮《詠懷堂詩》，用1928年南京國粹藏書樓印本（第697則）。篇幅近萬字，開篇即言：
三十年前，是書方印行，見散原、太炎諸人題詞，極口嘆賞，胡丈步曾復撰《跋》標章之。取而諷詠，殊不解佳處何在。本年端午（庚子）胡丈以詩稿六巨冊屬刪定，忽憶集之此書，因復批尋，乃知得法于鍾、譚，而學殖較富，遂以奧古緣飾其纖仄，欲不瘦又不俗。凡學竟陵而恥冷窘者，年夜率這般，與倪鴻寶、傅青主、王覺斯同源異流者也。余嘗謂謝客山川詩以自持矯揉之態，作蕭散閑適之語，充其量不外鬼斧神工，終未能妙造天然。圓海無以復加，幾于扭頭折項、指手劃腳，以示其天機安閒，與林艾軒所謂“年夜踏步走出”者，何啻胡越！[71]
也許是有興趣，札記里特殊提到從頭“批尋”此書的時光是“端午”之后——一個留念愛國詩人、表揚其時令的日子。錢鍾書將這段追想和感歎后拆成兩段，寫進《談藝錄》“補訂”的分歧部門，此中特殊又批駁昔時隨口贊美阮詩的陳、章、胡等人，“諸師長教師或能詩或不克不及詩，要未了然于詩史之源流正變，遂作海行言語”如此[72]。不只這般，這則札記開頭還批駁了“柳翼謀丈”即史學家柳詒征為阮年夜鋮“末減”的做法，由此錢鍾書提出本身的見解：“竊謂巨猾巨惡，千秋辱罵，而一藝偶長，亦易得賞音，正復如時令之士，文以人重耳”。[73]指出陳、章、胡等人讚許阮年夜鋮詩集的背后心思緣由，現實上仍是不克不及客不雅地就詩論詩，這與過火表揚“時令之士”（好比文天祥、鄭思肖或是陸游）的文學作品實在貌異而心同。在這則札記里，錢鍾書仍誨人不倦地詳盡摘錄了阮詩“佳處偶遭”的若干片斷，并未因他所持嚴苛的批評尺度以及篇首針對先哲過譽之地方表達的不滿而疏忽其詩句里的光線，這比如夏夜柔和的輕風會將若干眇乎小哉的螢火蟲匯集成心愛的風景一樣（即“風善定螢情”，乃所引《隨園詩話》里稱贊的阮氏詩句）。
《詠懷堂詩》1928年鉛印本，陳三立題詞
在提出新看法和對舊說停止補充勘誤的經過歷程中，錢鍾書逐步發生了新的著作設法，就是指1972年3月他從河南干校前往北京后動筆、1979年8月后陸續出書的《管錐編》這部宏大著作。從該書所觸及十種關鍵性質的經典看，《容安館札記》皆有其草稿，可以下表闡明：
作為一部書的草稿形狀而言，上述所列諸則間還攙雜著很多篇幅很長的論及他書的札記。并且從範圍上年夜多也還缺乏：加上后來補充的內在的事務和腳注，《管錐編》“《左傳公理》”這一輯的文稿約7萬字高低，《容安館札記》第772則字數在3.7萬擺佈；“《史記會注考據》”一輯的總字數至13萬，《容安館札記》第773、778兩則合起來不到5萬字；“《承平廣記》”更有18萬字，札記也不外5萬字；至于篇幅最年夜、接近半部《管錐編》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字數當在60萬高低，《容安館札記》里的這部門草稿是沒有完成的，到第425則才論到《全宋文》，此后的第774則只是後面部門做的良多彌補。但無論若何，這些札記曾經浮現了較為周全完全的《管錐編》框架。
錢鍾書抄讀唐《五經公理》之三種經疏，見《中文筆記》里的“硬皮本二十三”和“硬皮本二十四”，這是《容安館札記》第769-772則睜開會商的文本基本。依據范旭侖師長教師賜閱的未刊稿《錢鍾書著作考異（中文筆記部門）》，“硬皮本二十三”（即“《毛詩公理》冊”）作于1967-1971年，“硬皮本二十四”（即“《左傳公理》續冊”）作于1972年。后一冊中還有讀《楞嚴經》的筆記，很可貴看到某頁眉簡單批注了筆記的時光：“余本年亦62（明港，1972年1月12日）”[74]。由此可知，《管錐編》頭三種經部典籍的論題構想于干校時代，成稿于回京之后。
四、構想《管錐編》
從《容安館札記》到《管錐編》，此中存在一些研討核心的變換，這使得錢鍾書從《談藝錄》補訂里的修辭和詩學題目，逐步有興趣轉向思惟學術的層面。像第695則的《焦氏易林》札記，開初能夠仍是著眼于“賞其文詞之妙”，以及楊慎摘其佳句而“竟陵派師其說，極口稱賞，皆具眼人也”的這個判定，似乎仍是和《談藝錄》里停止的竟陵派研討關系較多。至于《老子王弼注》，就是遭到那時“學馬列”風尚所震動，錢鍾書跟著讀了德文哲學原典，繼而反過去研討《老子》。第755則開篇明白說：“閱《黑格爾著作選》，因溫《品德經》一過。適見坊間有朱謙之《老子校釋》，遂偶披尋”[75]。朱書第一版于1954年，1962年版有補訂本，錢讀到的應當是后者。《老子》在五十年月后期忽然風行開來，不只出書了多部主要的注本，還有良多新時期哲學家介入會商。1959年為留念“五四”而舉辦的中國哲學史會商會，爭辯核心之一是老子哲學基礎上是唯物主義的仍是唯心主義的。此后各地呈現了很多爭辯文章，一向延續到60年月初。這個時代連毛澤東出行攜帶的冊本里也老是有《老子》。朱謙之《老子校釋》問世于1958年，隨后被錢鍾書留意到。他指出朱謙之書中存在的幾個題目，究其最基礎，在于以碑帖作藍本，愛崇河上公本體系，背后的立場，相當于是在一個鄙棄古典傳統的時期，批評王弼本體系參錯歷代文人己見，與老子轉義相悖。錢鍾書在札記中對朱著年夜加駁倒，相干看法也已支出到《管錐編》。發行的著作以“時賢”代稱批駁對象，并僅說對于王弼本的情感乃是“從吾所好”，將現實上對學術風氣的憂慮全躲于紙背了[76]。
《管錐編》開篇論“易之三名”，雖為《周易公理》一編的總起，實則也是全書的總序。此處關于黑格爾“奧伏赫變”的會商就是呈現在讀老子的札記里。黑格爾《邏輯學》能夠是全部《管錐編》最後打算的推進力，1966年楊一之的中譯本出書，中譯者對黑格爾鄙夷中文無思辨才能的段落毫無申辯之詞，錢鍾書深感“使工具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馬牛風，則不得不為承學之士惜之”[77]，這個安慰使他進一個步驟往清算唸書心得。“夫辯證法精力命根子，不只在正反之合，而在合而別生正反，生息不斷，綿綿相續（Das fortreibende Prinzip des dialektischen Gedankenganges）。此乃黑智爾之所獨窺，後人未之或知”[78]，而正與《老子》所謂“反者道之動”說法相合。由此可見錢鍾書重視《老子》王弼注本的意義，重要在于其分析了深入的哲學思惟，可與東方的“辯證法精力”較勁高低，故并不另求一所謂《老子》的原始臉孔。王水照師長教師引1984年12月22日錢鍾手札，提到“上周有法人來訪，頗稱拙著中《老子》數篇，認為後人無如弟之抓住《老子》中奧秘主義基礎形式者。因問弟何故未說起馬王堆出土之漢寫本《德·道經》，弟答以‘未看亦未求看’”[79]，即此事理。
1973年7月30日，吳忠匡寫信給蘇淵雷，提到錢鍾書的新聞：“來書謂正集舊所讀《易》《詩》《左氏》《史記》《老》《莊》《墨》以下二十一種書筆記為《志林》，而將以西文屬草評泊東方典籍之作為外篇別子云”。[80]這段信息很是主要：一則顯示開初的《管錐編》書稿擬題《志林》，只是臨摹《東坡志林》的標題，表白著作是對一些主要冊本的批注匯總；這天然不及后來成書的《管錐編》落款更為奇妙、自有特性。其二在于，錢鍾書動筆時心里的打算居然多達“二十一種書”，還包含了《莊子》和《墨子》兩書。讀《管錐編》“《列子張湛注》”第一篇的總起部門，先有一年夜段落顯得跑題，所敘實為《莊子》文辭的晚期評價史，謂此書是逐步晉陞而超拔諸子，終與司馬遷、屈原并列，接上去才說后人對《列子》的評價史也是這般，而“余不雅張之注《列》，似勝王弼之注《老》，僅次郭象之注《莊》”[81]。這和《容安館札記》第759則（即《管錐編》“《列子張湛注》”草稿）所言“張處度注文尚在向、郭注《莊》之下”見解分歧[82]。又知1963年上半年時，錢鍾書有詳讀《莊子集釋》一書的筆記，密密層層達90頁[83]，此中頗留意摘錄郭象注文，很能夠就是與他底本著作打算有關系。
而在1965年上半年的唸書筆記“硬皮本十五”里，譚戒甫《墨辯發微》夾在朱謙之《老子校釋》、楊伯峻《列子集釋》的筆記之間[84]。此后還有“硬皮本十九”里的孫詒讓《墨子閑詁》筆記[85]，此中《墨經》四篇（《上、下經》《年夜、小取》）空白，錢鍾書標識“見瑜伽教室《摩訶止不雅》冊”[86]，指下面的《墨辯發微》筆記[87]。范旭侖師長教師賜閱的未刊稿謂這冊筆記作于1976年，有些內在的事務已接收進了《管錐編》書中。由此可見，錢鍾書著作打算晚期藍圖里的《墨》重要能夠就只是《墨經》，如《容安館札記》第757則開篇所云：
閱亞理斯多德 Organon (“The Loebs Classical Library”) ，因重溫《墨子》書中《上、下經》《年夜、小取》。此數篇素號難讀，乾嘉以來，治《墨》者竭漢學訓詁之能事，參西學格物之緒余，荊榛稍辟，昏翳漸消，然索解勿得者，仍復連篇累牘，而以《經下》為尤甚。近人譚戒甫終生盡氣，成《墨辯發微》一書，頗思平章眾說，力破馀地，自矜于學問博究傍通，以攻玉之石，借明之鑒。厥詞甚夸，《老子》所謂“馀食贅行”者。其奮筆改字，亦有鄉前輩王壬秋之風。而不閑文詞，又闇名理，異于慎思明辨、潔凈精微之學，故雖極才力，終回鄙妄。……茲摘負數事，至光學、重學諸條，末由斷其得掉，聊付闕疑。譚釋語動輒千百言，文繁無當，余只標舉要旨爾。[88]
可知也是對比西學而重溫中華古典。這里對譚戒甫異樣批駁得非常嚴格。札記論《經上》12條，論“難讀”之“尤甚”的《經下》2條，又論《小取》1條，顯得有始無終，當是未能完成。這則札記最后也說：
揮汗書至此，情怠意倦，目瞑手闌矣。[89]
可以想見其心力之闌珊，在這類思辨題目上逐步不似青年時期那么靈敏活潑。幾年后干校回來，又面對流離失所搬場之苦和身材上的疾病困擾，終極論《莊》《墨》部門未能成書，也就可以懂得了。不外，從這條札記仍是可以看出錢鍾書的年夜體思緒，基于所善於的中西比擬，多徵引亞里士多德的《東西論》各篇，如指出譚氏附會“或然率”（Law of Probability）一詞的寄義，認為是《墨子》文頂用以指稱揣度未見之現實的“億”，“亞理斯多德早云：‘A probability is a generally approved proposition: what men know to happen or not to happen, to be or not to be, for the most part thus and thus, is a probability’”[90]，蓋只是習然、常然的意思罷了。又，《經》上：“謂，移、舉、加”，《經說》上：“狗犬，命也。犬吠，舉也。叱狗，加也”。譚解：謂即謂詞（Verb），移謂即“Noun used as verb”，舉謂即“Intransitive verb”，加謂即“Transitive verb”。錢鍾書評云：
譚附會西書，誤謬百出……此條乃其最。謂者，邏輯學之Predication，亞理斯多德所謂Categories，非謂詞所得而限。移與命，即what(or substance, genus, species)，舉即what doing(action)，加即what suffering(affection)，觀賞Categories IV (Organon, I, p.17)。[91]
客不雅地看，他對于譚氏解墨功勞的扼殺有過火其辭之處，但列出在應用東方邏輯學經典時基礎概念的熟悉過錯，這些根本治理的指責也是頗為切要的。
亞里士多德《東西論》之《范疇篇》(“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從1972年寫定的《管錐編》自序看，今朝的範圍只是比擬不難收拾出來的一輯：“料簡其較易理董者，錐指管窺，先成一輯。假吾歲月，尚欲賡揚。又于東方典籍，褚小有懷，綆短試汲，頗嘗評泊考鏡，原以西文屬草，亦思寫定，聊當外篇”。其他部門未來再加以“賡揚”。此外有一個外篇，這和《談藝錄》以詩話為外篇意思分歧，是用外文寫成的，此“外”是“外文”之“外”了。1978年1月為自序的“又記”說：“初計此輯另有論《全唐文》等書五種，而多病意倦，不克不及急就。已寫定各卷中偶道及‘觀賞’語，存而未削，聊為異日之券”。那么這個完全的“一輯”打算，至多應當是十五種才對。1987年錢鍾書致信廈年夜傳授鄭朝宗，說“假我年壽，尚思續論《全唐文》、少陵、玉溪、昌黎、簡齋、《莊子》《禮記》等十種，別的一編”，過了十年說法又變了，謂後面就算完全一輯或一編，后面可再寫別的一編，列出了七種的標題。《管錐編》遍地偶然提到的“觀賞”二字，觸及《全唐文》的內在的事務良多，文中還呈現“別詳《杜少陵詩集》卷論《渼陂行》”（第2156頁）、“詳見《杜少陵詩集》卷論《奉不雅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繪圖》”（第696、2272頁）、“別見《玉溪生詩》卷論《錦瑟》”（第1871頁）、“詳見《玉溪生詩注》卷論《夜雨寄北》”（第195頁）等語。楊絳所撰《錢鍾書手稿集》總序里也回想：“他曾對我說：‘我至多還想寫一篇《韓愈》、一篇《杜甫》’”。
而這些打算早在1949-1966年這段時光的最后幾年也都開端預備了。《中文筆記》的“硬皮本二十一”（1963年上半年）里還有《全唐文》《唐文拾遺》的長篇抄寫，《容安館札記》第729、731、733、735、737、739、741、743則都是論《全唐文》的，第745則論《唐文拾遺》。第789、790則（補第708則的主題）專論仇兆鰲《杜詩詳注》。這些札記篇幅都很長，且與先支出《管錐編》里各篇相鄰接，顯然就是《管錐編》未完成部門的草稿。
五、馀論
《容安館札記》第761則，錢鍾書記重溫《楚辭》的心得。可貴之處，開篇先記敘了本身那時的生涯狀態：
丙午正月十六日，飯后與絳意行至中猴子園，回即臥病，蓋積瘁而風冷乘之也。嗽喘不已，稍一言動，通身汗如濯，心躍然欲出腔子。《明文授讀》卷十五李鄴嗣《肺答文》云“風自外干，涎從內塞……未發如此，輒聞喀喀……積邪年夜涌，蘊逆上溢……胸椎欲穿，背笞不釋”，不啻為我言之。如是者十二日，始勝步武，杖而行于室中。今又一來復矣，仍殗殢無生意，杜門謝事。方疾之劇，如林黛玉臨終喘甚，“躺著不受用，扶起來靠著坐坐才好”。每夜勞絳臥起數回，真所謂“煮粥燒飯，仍是自家田里的米，有病還須親妻子”也。昔王壬秋八十老翁整天悶睡，自云“有林黛玉意思”。余今歲五十七，亦自擬顰兒嗟歎斷氣狀，皆笑枋耳。病榻兩夢圓女，渠往年八月赴山右四清，未返京度歲。仲春初六日書。起床后閱《楚辭》自遣，偶有所得，率筆之于此。[92]
這是1966年頭，那年春節特殊早，所記在元宵節第二天（2月5日），至仲春初六（2月25日）。中猴子園在天安門西側，春季時代常有花展。據相干記錄，到這年8月，園中的盆花1.7萬盆，除了包管“政治用花”的2500盆外，其他將被所有的處置[93]。錢鍾書自記出門受冷而臥病在床，筆觸很活潑，雖處處旁徵博引，但都記憶猶新。而直陳苦衷處，說得卻特殊簡單，即懷念女兒。1965年9月，錢瑗赴山西武鄉城關公社餐與加入“四清”活動。是年11月，錢鍾書也隨郭沫若帶隊赴山西多地共11處生孩子年夜隊觀賞“四清”活動，其間又患了傷風，回京后與同隊的列位專家都提交了觀賞心得陳述[94]。
《容安館札記》第761則
前文曾引《楞嚴經》筆記，標注著1972年1月12日身在明港干校的時空坐標。那時，他讀到佛經里一位62歲老者自述年少至朽邁，心念旋生旋滅，難以掌握。錢鍾書似在感歎本身與其同年[95]，時期幻化的風向，影響到小我、家庭的命運，在他看來加倍難以安心。
《中國詩與中國畫》里引法國文學批駁家圣伯夫的話，云“盡管一小我要推開本身所處的時期，依然和他接觸，並且接觸得很實在”（on touche encore a son temps, et très fort, même quand on le repousse）[96]。書齋索居獨處的人，也許沒才能追逐時期腳步；唸書求快貪多的人，也許感觸感染不老是那么靈敏。但風潮當頭，不免仍是有深入震動，案頭有些聲響叫醒了一部門思惟。概而論之，就是保持甦醒而自力的小我唸書志趣和言必己出的學術批駁之真摯立場，同時直面時期的題目，這種奇特的思慮和論說方法，代表了錢鍾書學術著作里看似遠不成及卻又無處不在的實際關心。三十年前，身經外寇進侵的年月，錢鍾書和疇前熟習但仍隔膜的杜甫、元好問發生了共識。而1966年之初，他在病榻臥床二十天后，想從《楚辭》那里尋覓的消遣或安慰，未嘗不包容著感應風暴將至而發生的憂思。逐步不平穩的書齋生活，引出千絲萬縷紛沓而來，那些熟習親熱的“年夜經年夜典”，在錢鍾書心頭萌發新的篇章，等他數年后從遠野回來，將逐一訴諸筆端。
注釋：
[1] 錢鍾書：《赴鄂道中》（五首），《槐聚詩存》，北京：生涯·唸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第119頁。
[2] 楊絳明白說明為“他自負還有寫作之才，卻只能從事研討和評論任務”，卻也說第二首“專指《宋詩選注》”（《錢鍾書與〈圍城〉》），楊絳：《楊絳選集》第2卷，北京：國民文學出書社，2014年，第192頁。研討者根據錢之自注，以為重要就《宋詩選注》而發。參看陸文虎：《“圍城”表裡：錢鍾書的文學世界》，北京：束縛軍文藝出書社，1992年，第179-180頁；李洪巖：《智者的心路過程：錢鍾書的生平與學術》，石家莊：河北教導出書社, 1995年，第419-420頁；季進：《錢鍾書與古代西學》（增訂本），上海：復旦年夜學出書社，2011年，第17頁；周景耀：《作為“詩可以怨”的〈宋詩選注〉》，《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迷信版）》2023年第1期，第151頁。
[3] 陶愷：《什么樣的文學史，已寫到2066年？》，《熏風窗》2022年第19期，第110頁。
[4] 劉永翔：《讀〈宋詩選注〉》，馮芝祥編：《錢鍾書研討集刊》第2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第142頁。
[5] 錢鍾書：《談藝錄》，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472-473頁。
[6] 黃肅秋：《肅清古典文學選本中的資產階層不雅點：評錢鍾書師長教師“宋詩選注”》，《光亮日報》1958年12月14日，第6版“文學遺產”。
[7] 錢鍾書：《宋詩選注序》，《文學研討》1957年第3期，第66頁。在后來的單行本里，“批駁”改為“提醒”。
[8]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1099頁。
[9] 王水照師長教師說起《邪氣歌》還有一個題目是“破體為文”，就是以文為詩、以賦為詩。王水照：《〈邪氣歌〉未進選〈宋詩選注〉的往事重提》，《文匯學人》2020年10月9日，第W02版。
[10] 今版序文的別的一地方引毛澤東文章，現實上是1979年6月的“北京第二次印刷”本里才停止增改的（未加“北京”字樣的“第二次印刷”本則問世于1963年）。
[11] 錢鍾書：《宋詩選注序》，《文學研討》1957年第3期，第59頁。這段文字和后來的版本比擬，無任何修改。
[12] 塞萬提斯：《堂吉訶德》，楊絳譯，北京：國民文學出書社，2015年，第3頁。
[13] 錢鍾書：《宋詩選注》，附錄《噴鼻港版〈宋詩選注〉媒介》，北京：國民文學出書社，2005年，第297頁。
[14] 劉永翔師長教師在2003年《容安館札記》影印出書后也寫過一篇《〈容安館札記〉與〈宋詩選注〉》，刊于《萬象》2004年第2期，第18-26頁。近年還有以此為題的碩士學位論文，如李逃生：《〈宋詩選注〉與〈容安館札記〉比擬研討》，江西師范年夜學，2015年。
[15]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1卷，北京：商務印書館，第465-468頁。
[16] 好比引清人樂鈞的38首《禽言》，見于第184則；陳造《布谷吟》處，見于第360則；“脫卻破袴”一語，出自姚椿《通藝閣詩續錄》卷五，本作“脫卻布袴”，亦見于第360則。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261、579-580頁。
[17]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6卷，第302頁。
[18] 劉永翔：《讀〈宋詩選注〉》，馮芝祥編：《錢鍾書研討集刊》，第126頁。
[19]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14卷，第161-164頁。
[20]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534-537頁。
[21]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534頁。
[22]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3卷，第383-384頁。錄《秋天》全詩及《曉出黃山寺》里的兩句。
[23]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3卷，第383頁。
[24]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996頁。
[25]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2卷，第122頁。
[26]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881-883頁。
[27]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1卷，第448頁。
[28]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2卷，第558頁。
[29] 錢鍾書：《宋詩紀事補訂》，全5卷，北京：生涯·唸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
[30] 鄧之誠：《鄧之誠文史札記》，南京：鳳凰出書社，2012年，第1173頁。
[31] 卜志君：《平地流水話知音——錢仲聯談錢鍾書》，沉冰主編：《紛歧樣的記憶——與錢鍾書在一路》，北京：今世世界出書社，1999年，第44頁。
[32] 中國迷信院文學研討所中國文學史編寫組：《中國文學史》，北京：國民文學出書社，1962年，第411頁。
[33] 范旭侖：《錢鍾書在文學研討所——〈王伯祥日誌〉中的記敘》，《南邊都會報》2017年12月31日，“瀏覽”版。
[34]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1961頁頁眉引。參看葛曉音：《劉長卿七律的詩史定位及其詩學根據》，《中山年夜學學報（社會迷信版）》2013年第1期，第20-23頁。
[35]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2卷，第294頁。按，原詩注：“閩俗呼子為囝，呼父為郎罷”。
[36] 錢鍾書選、楊絳錄：《錢鍾書選唐詩》，北京：國民文學出書社，2020年，第270頁。
[37] 錢鍾書選、楊絳錄：《錢鍾書選唐詩》，第293頁。
[38] “The tireless multiplying of distinctions & meticulous inventory-taking of rhetorical devices, which formed the principal task of Sanskrit poetics, are curiously reminiscent of of the T’ang works on詩格, 詩式, 詩例preserved in “文鏡秘府論” (cf. my chapter on “宋代的詩話” in “中國文學史” ). ” 見《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2162頁。
[39]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1681頁。
[40] 中國迷信院文學研討所中國文學史編寫組：《中國文學史》，第167頁。
[41]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1756頁。
[42]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10卷，第197頁。
[43]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1886頁。這8則包含第729、731、733、735、737、739、741、743則。
[44] 王水照：《〈唐詩選〉編注任務的回想》，《中華唸書報》2003年9月24日，“家園”版。
[45] 王水照：《〈唐詩選〉編注任務的回想》，《中華唸書報》2003年9月24日，“家園”版。
[46] 參看王培軍：《錢鍾書〈槐聚詩存〉用典本證》，《中國文明》第55期，2022年，第611頁。
[47]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2卷，第296頁。
[48]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2144頁。
[49]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1885頁。
[50] 中國社會迷信院文學研討所選注：《唐詩選》，北京：國民文學出書社，2021年，第331頁。
[51] 王水照：《錢鍾書的學術人生》，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第93頁。
[52] 錢鍾書：《管錐編》，北京：生涯·唸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第249、784、1619頁。按，李頎誤將“吹捧”懂得為吹噓之義，指其《送綦毋三謁房給事》中的“高道時坎坷，故人愿吹捧”二句，見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511頁。
[53]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1卷，第559頁。原文詳見李慈銘：《越縵堂唸書記全編》，張桂麗輯校，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21年，第128-129頁。“亦”字處，本有“亦秀健”一句，筆記略往不言。
[54]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19卷，第232頁頁眉。
[55]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116頁。按，原稿這段話前本有“東川幾曾作此詩”一句，用墨抹往，似可闡明錢鍾書對李頎此詩至多是印象不深。
[56] 王伯祥：《王伯祥日誌》第32冊，1959年2月25日，北京：國度藏書樓出書社，2011年，第376頁。
[57]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1144、1185頁。
[58] 王水照：《錢鍾書的學術人生》，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第9-12、94-98頁。
[59]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1卷，第187頁。
[60]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2488-2489頁。并參看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20卷，第491-496頁，抄讀《秦婦吟》全詩并加以批駁，翻檢可知用的是1934年蘇淵雷編《詩詞精選》本，篇中稀有字與通行本分歧。
[61]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第23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35-70頁。按，錢鍾書用的是東柏林“狄茨出書社”（Dietz Verlag）1953年本。
[62] 張治：《錢鍾書手稿中的年月信息》，《上海書評》2012年11月11日，第B09、B10版。
[63]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1264頁。按，此為註釋中首度說起“宋詩選注”這一書名。
[64]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2512頁。
[65]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127頁。
[66]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167頁。
[67]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184頁。
[68]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253頁。
[69]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473頁。
[70]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780頁。
[71]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1549-1550頁。
[72] 錢鍾書：《談藝錄》，第422、504頁。
[73]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1565-1566頁。
[74]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13卷，第402頁。此處論者也曾著文說起，參看張治：《錢鍾書的佛典筆記及其修辭比擬研討》，《中山年夜學學報（社會迷信版）》2017年第5期，第124-134頁。
[75]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2184頁。
[76] 錢鍾書：《管錐編》，第631頁。參看《容安館札記》第755則篇末（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2190頁）所言：“古人言老子尚知借馀明于釋典，古人言老子蒙然不曉二西之書。冥行瞽說，技止于文字訓詁罷了。學問荒陋，可以覘世變焉。”
[77] 錢鍾書：《管錐編》，第4頁。
[78]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94頁。
[79] 王水照：《錢鍾書的學術人生》，第15頁。
[80] 吳忠匡致蘇淵雷信，1973年7月30日。蘇月笑：《蘇淵雷往來信札》，北京：國度藏書樓出書社，2015年，第195頁。
[81] 錢鍾書：《管錐編》，第723-724頁。
[82]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2212頁。
[83]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12卷，第490-577、585-587頁。
[84]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10卷，第558-567頁。
[85]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12卷，第64-71頁。
[86]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12卷，第70頁。
[87] 查《宋詩選注》1976年新印本里，在唐庚《春日郊外》一詩下的第2個腳注，補充了“就是《墨子·經下》所謂‘臨鑒而立，景倒’”一句。
[88]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2193-2194頁。
[89]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2203頁。
[90]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2193頁，按此語出自亞里士多德《前剖析篇》II 27，手稿刪往底本婁卜版的譯文和出處，改用Random House出書的美國哲學家Richard McKeon編選《亞理士多德重要著作集》（Basic Works of Aristotle）中的譯文，表現錢鍾書對于分歧英譯文是處處存有取舍之分辨的。中譯文（余紀元）作：“能夠是普通可以接收的條件，由於人們凡是以一種特別方法了解要產生或不產生，存在或不存在的事物，就是一種能夠。”見苗力地主編：《亞里士多德選集》第1卷，北京：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1990年，第239頁。參看譚戒甫：《墨辯發微》，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第94頁。
[91]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2201頁。
[92]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2235-2236頁。
[93] 中猴子園治理處編：《中猴子園志》，北京：中國林業出書社，2002年，第31頁。
[94] 夏鼐：《夏鼐日誌》第7卷，上海：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11年，168-179頁。錢鍾書的“幾點領會”：“此次在山西看到很多年夜隊若何從無前提中發明出前提，把晦氣前提轉化為有利前提，我理解迷信研討任務應該改正‘唯前提論’的偏向，隨機應變，苦干巧干，更積極地施展客觀能動性”，出自《關于組織第二批迷信家觀賞鄉村“四清”情形報告請示》（中國迷信院檔案，檀卷號：1966-12-2），轉引自王揚宗：《1965年中國迷信院老迷信家觀賞山西鄉村“四清”》，《中國科技史雜志》2013年第2期，第255頁。
[95] 依據《楊絳生平與創作年夜事記》，1971年4月4日，干校遷明港“師部”。1972年，錢瑗與怙恃在干校同過除夕，1月4日回北京；3月12日，錢、楊回京。楊絳：《楊絳選集》第9卷，第478頁。
[96] 錢鍾書：《七綴集》，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1994年，第2頁。
（作者單元：中國陸地年夜學文學與消息傳佈學院。圖片均由作者供給。轉錄發載自“論文衡史”微信大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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